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精选17篇）-利来w66国际

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积累了属于自己的读书感悟，现在就让我们写一篇走心的读后感吧。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小事虽并未酿成大灾，但正是这些表面看起来似细枝末节、容易被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实际上却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如此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道德，作者黄仁宇在书中的《自序》里写到：“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选自《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三联书店出版，句子在）缺乏灵活有效地法律规则，社会运作完全依靠所谓的道德掌控。同时在统治者的有意引导下，君主乃至百姓人人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

甚至直到今天这一道德准则仍随着生命的延续而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根深蒂固。从好的一面讲，这根深蒂固的道德准则是中国人的精神所在，灵魂所在，能让其他企图欺辱我们国家的人感到钦佩。从坏的一面讲，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习惯了在微博微信上随意发表自己的言论，不了解事物的本质就妄下断言，出言伤人，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绑架。

当今社会道德绑架的事件层出不穷，例如因《战狼2》票房大卖有人叫嚣让吴京捐一个亿、公交车上因年轻人没有让座而对年轻人拳打脚踢的大爷大妈等等。我个人认为所有未经思虑与深究的谴责行为都是道德绑架，换位思考与了解事实后再表达也不迟。以道德约束自身，为圣贤。以道德约束天下，为贼寇。希望现如今的人们莫被道德绑架，也莫绑架他人。 《明朝那些事儿》中说：“所谓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先变成粪，再变成土。”（选自掌阅电子书《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磨铁数盟出版授权掌阅，句子在）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史学界地位颇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样诉说着单一历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现代口吻调侃过去，它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看似平淡历史年份为支撑点，从各色人物悲剧结局，梳理当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会没落的制度、体制原因。曾经平面的历史人物，通过阅读此书之后变得立体而丰满：阅读之前，我以为万历不过是个懒惰至极的昏君，但纵观全书后，我飞外万历消极怠工的背后有他皇权与礼教抗争的无奈；阅读之前，张居正被视为雄心满怀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也有着与整个文官集团不合时宜的矛盾；阅读之前，我以为首辅申时行不过是个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透过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权衡；阅读之前，我以为海瑞是位模范的“青天大老爷”，但剥去个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愤青般的悲哀……

中华五千年文明，儒家孔孟，道家庄老，为何到沦落至今却成为余秋雨口中的“无信仰、无道德、无感恩”国人素质？也许，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拨开历史迷雾给了我们一个解释，历朝历代，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来统治全国。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仿佛海瑞，成为了文官集团的标签，每个人仰望着他，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着纸笔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大量史籍的中国人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历史的启迪，读史以明志，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走礼与法的脱节，体制与道德相脱离的老路，值得探究与考量。从微观说，确立“法”的思想、树立“法治”观念，摆脱人情因素或许是公务员工作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而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 ——题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己亥年腊月，读得《万历十五年》间春花秋月，今之视昔，悲夫！斟酌许久，思春秋何以变，量文明何兴衰？感慨系之矣，故列作此文，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看秋月春风，知仓廪实而知礼节，明历古之变。忆往昔品唐诗之高雅，览盛唐之风采。前有“车如流水马如龙”之盛景，后有“八荒来拜，万国来朝”之繁华，礼仪之邦威名远扬，泱泱华夏震慑八方。何以得？秦王玄武变，中原尚贫瘠，贞观数十年，旧貌换新颜。“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黎民百姓知礼仪、识礼节、心胸阔、大体成。是因李世民深知“船能载舟，亦能覆舟，”勤俭节约，发展民生，兢兢业业，轻徭役少赋税，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乐得其所。据悉贞观年间，路无冻死鬼，九州无豺狼。以史为鉴，仓廪实而知礼节，历古文明方能一日千里。

看秋月春风，知衣食足而知荣辱，明历古之变。纵横明朝百余年，。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也是他的代表作。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作者认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揭示出了明朝虽然当时国力强盛，但已经开始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原因。

有评论说：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

通读下来，戚继光给我的印象最深。后来又读了有关戚继光的其它史料，感觉戚继光虽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但他也并非刚正不阿，也惧内，也和当朝首辅张居正拉关系。总之，人无完人。英雄也是一个平常的人。

历史是一面铜镜，但遗憾的是，历史在不断地重演着，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但是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发奋，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取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而实际上他选取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发奋，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正因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群众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但是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发奋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留意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理解。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好处，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证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期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应对混乱的现状期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发奋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正因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因此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留意谨慎地持续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刻而已。

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就向我们推荐过《万历十五年》，还给我们讲过许多首辅张居正的故事，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来品读一番，实在是可惜，终于借此机会我能好好的来体会一下其中的韵味，并荣幸的发表一下我对它的感想。

首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本书的英文名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不禁让我感到一丝疑惑，“无关紧要的一年”？那又为什么还要写它呢？带着这丝疑惑，我情不自禁的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这才让我意识到万历十五年并不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一年，用文中的话来说是“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里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可能是带着对高中语文老师所说的故事的好奇，再加上有好多人对我推荐过这本“好书” ，导致我对这本书的期望很高，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我读起这本书来味同嚼蜡，好不容易硬着头皮读完了，却不以为然，对网络上对这本书清一色的好评也无法苟同，相反我十分赞成金庸先生对《万历十五年》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其实并没有世人所认为的那样好。

《万历十五年》，它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但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中国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主权威至上的中国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在我看来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黄仁宇先生的“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论，则隐隐包含着“历史命定”、“必然趋势”的意味。如此一来，历史上的所有罪恶，人民遭受的一切苦难，似乎都可以淹没在这个“合理性”中，忽略不计。 读了整本书，我的唯一感受：全中国就那2万多官员和皇帝是活物，他们按照先哲的指示，决定着国家乃至民族的未来，其他的行尸走肉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现实影响力了——这绝不是象我这样一个接受马列毛史观的人说能接受的。而且他以西方和现代的双重中心论评判古代中国，认为古代史既已先验地指向近代中国的失败结局，所以凡事无不荒谬；但是他又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意志论观察现代中国，相信现代史最终必将指向未来“数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无不合理。前一种思路认为历史无处不错，后一种思路又认为历史处处不错，前后相互矛盾，按照后一种思路，凡是发生过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国的制度为什么就不合理呢？一种延续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更何况近代西方文明也不过才崛起数百年，而且黄先生一再强调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看历史，但我觉得他的错误其实不在于不讲道德，而在于不飞外讲技术，看上去解释了一切，实则说了等于没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台湾学者江政宽所说的“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总而言之，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统观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采取传记体铺叙方式展开了对明朝万历年间的六位重要历史人物故事的描述，这些人物包括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以及李贽。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在黄仁宇先生的笔下，这些人物都个性鲜明。之所以以他们为故事主线，大概是因为他们在明朝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又显得是那么渺小，在时代面前他们都是芸芸众生，自身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限定了发展轨道，他们试图打破它，却发现到头来一场空，因为所有人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本书中提到了历史的惯性。在我看来，万历年间的各种事务都可以用它来解释。从明朝建立起到万历年间，它已经经历了二百多年以四书中的道德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日子。换句话说，是明太祖所建立的以封建道德为最高指导的思想绑架了明朝。及至万历年间，明朝的发zhan方向已经不是皇帝或是某些臣工可以改变的了，万历皇帝的“罢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而万历皇帝因为立储问题与群臣闹矛盾，消极怠工长达三十年。而帝国统治机器依然正常运转，居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万历皇帝表面上看是那个时代的中心，是那段历史的主宰者，因为他有高高在上的皇权。然而事实上，他是最可怜的人，他所处的时代是文官集团势力庞大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是思想受程朱理学深刻影响的时代，所以他有“人欲”则不达，一是受文官集团势力的牵制，二是受他内心思想的羁绊。他当然不能像正德皇帝一样，不顾名声为所欲为，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从小所有的教育与文官集团集体认同的道德标准如出一辙，这些从始至终束缚着他。他试图打破这个无形的牢笼，以至于在张居正死后要那般绝情的清算他，但最后这种种在后人看来竟像个孩子打翻瓶瓶罐罐撒撒气而已，这种报复行为对于他自身获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任何裨益。身为皇帝又怎样，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

时代的潮流是难以改变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跟随着它，发挥自己的力量。有志向有抱负的人，理应飞外如何与时代相处。但凡联系一下过往的历史，我们可得知，唯有符合大势所趋、站在时代风口上的人与事，才可成事、做人。

最近认真把《万历十五年》一遍，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好读，又能启发思考。

打开这本书，没有枯燥的图表，没有复杂的历史陈述，而是把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讲得像普通人一样生动、丰富，触摸得到。这些人里，张居正可能是最让人“心疼”的那个。他能力出众、志向远大，努力纠正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在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算得上一股清流。但他穷其一生，却根本无法逆转这个国家衰落的趋势。在时代的浪潮下，人总是无奈而被动的。万历十五年，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年，却藏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里，难以明言的种种奥秘！

此书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绍一个人物，以每个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它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的角度来写的。反映当时从皇帝、首辅、地方官员、将军、哲学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从这些朝廷中各种人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阳早已成夕阳，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军事上来说，戚继光——这个孤独的将领，带领戚家军平倭寇之后，并没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许是因为明朝的重文轻武，导致戚继光在此后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而后军事掌控于庸才之手，军事力量也逐渐下滑，到了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明朝的军事力量早已成为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了。再加上朝中无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满族的铁骑埋没。而从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风邪气盛行，一些忠义之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像这样的朝廷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只能等着灭亡了。而万历十五年，恰恰为此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本书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

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家。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儒与法”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这本书阅毕，有一种愤慨之情，热血喷张的感受，与对世道苍凉的哀叹，历史的确有它的魅力啊！

《万历十五年》是对明代衰亡原因的概括，选取的人物分别反映了不同方面衰亡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又可以归结到社会制度的某个问题上去，让人明白明代衰亡的表面与内在之间的必然性。

从“表”上看，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皇帝制度本身是君主专制，而皇帝决策常常有误。并且在与群臣的较量中，群臣占优，皇帝便报复性地消极怠政。一方面皇帝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皇权正在被变相地攻击而受限。前朝的集权化导致了万历年的皇帝即便不谋其政也不让大臣出头，结果拖累了社会发展。

第二，官僚政治严重。书中有一句话说“官只担心民众吃不饱，不担心民众吃不好。”官们更关心的是“合法与非法的收入”，地位，名利。私心人皆有之，但放到国家层面，缺乏法律规定，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这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张居正。《明朝那些事儿》这样评价他：“最奸的奸臣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他对皇帝来说是父亲一样的存在，而张居正本身是官僚阶层的顶点，是剥削阶层的主力。尽管他本人渴望更好地治理国家，重视民生，但他所在的阵营却因他的力量壮大甚至与他本人、与皇帝对抗。

第三，是岗位待遇问题严重。明代官俸之低众所周知，而正是这一问题导致监察部门对腐败视而不见，从而使人民生活水平与生产力长期低下，转而又威胁到岗位待遇与税收的规范性。

第四是部门管理上的不科学。其严重后果从倭寇攻入内地环南京城抢掠后全身而退可见一斑。曾经发展水平世界第一的明朝被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来的流寇恶民如此狂虐，其部门管理确实存在极其严重的漏洞。说到底，还是中央机构、文官集团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来管理军事机构，使其能高效运作又不至威胁中央集权。而文官集团在日本人的长刀架到脖子上之前并不想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更在意的是压制武官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主导社会风气，攫取更多物质利益。因此，若无张居正这样的人力挽狂澜，事情还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然而这四个方面，以及其他未提到的方面，在书中被归结到一点上：道德统治社会。以四书五经作为不成文的治国方针，让人的利益、欲望缺乏可见的管制，而使行为与准则渐相背驰，而形成的了“阴”与“阳”。明代是一个充斥着“伪物”的朝代。哲学家李贽也因研究这种现象而名声鹊起，最后却触犯了士绅阶级利益而在当时身败名裂；张居正生前励精图治，死后也被大清算；二辅门生参奏大辅，三辅门人参奏二辅；戚继光因自己用士兵武器战斗而得以留职，他的同僚却因支持技术创新发配边疆，只因技术发展要重新洗牌各个衙门和官职。文官集团曾为这个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却成为了社会毒瘤。这不是什么人性的悲哀，人为利益来去本无可厚非，说到底还是治国之本出了差错。

由此观之，要整顿的是执法制度和力度、社会生产制度、军队编制，而最重要的还是限制这些“伪物”，着眼人的生活水平，尽可能利用当时的剥削关系促进技术发展，再促进社会革新，这样以来就可能为我们的明朝续上个几十上百年的寿命了，直到工农社会真正的主人再次为自己代言。

可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万历十五年一去不复返。我们只有在它的教训之上尽全力把未来的事情做到最好了。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及其普通的年份。但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以该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物为中心(洋玩具是什么梗？该梗来自网上的一个脑筋急转弯，问：外国人叫洋人，外国酒叫洋酒，外国玩具叫什么？很多人会随口答出：洋玩具。)，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

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中，分别讲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首相张居正、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以及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六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他们互相独立，同时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好多地方。

万历皇帝不同于明王朝之前的皇帝，他的职责和权限已与前代大有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视为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做绝对的抑制。他与他的祖先们虽然在他们臣僚的协助下，平常生活工作的形式相似，但在本质上却毫不含糊。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但此时的文官却早已成熟。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此时的文官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情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争端无法解决时做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中不夹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简单的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样。弘治皇帝越是歉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越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到万历皇帝这一年，由于其特殊性，更是能通过各种事例体现这一点。万历皇帝在从政后期，看破这一点，虽然依旧有被老祖宗赋予的权力，但是这权力已经“无能为力”，遂转而“无为”。

他的两任首辅兼老师俨然是两个极端，张居正锋利，申时行圆滑。无论是锋利还是圆滑的处事风格，目的都是为了万历朝堂的稳固。可惜，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终究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张居正死后被他一手培养的皇帝批判，后人也颠沛流离。申时行也不得善终，无法功德圆满。抛去他们首辅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学的他们，将忠君做到了极致。万般皆下流，惟有读书高。如果我是张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还活着，我一定泪流满面。身为读书人，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他所有读书人的高傲，和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风，在万历皇帝的猜疑中，灰飞烟灭。可是人间再无张居正，人间再无申时行。这一切一切的源头，是当年暗流不断的朝堂，更是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官制度。

海瑞就是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个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万能的。他清廉、节俭、不畏权贵、不屑与官场的腐败之风为伍，这是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结果。他将道德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甚至在判案过程中依旧秉承着道德原则。“他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他会失败，毋庸置疑。这并非是他个人之错，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而遏制法治的成长发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极为危险的一种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时说“举朝之中，皆妇人也。”只会削减他同僚对他的同情。

相对于海瑞，戚继光这个武将甚至可以说是更明白为官之道。戚继光有着很高的军事能力，在当时全国边防守卫混乱的情况下，他成功组建并训练了戚家军，使这支部队成为了抗倭的一把利刃。明朝中后期有才能的武将已经消失殆尽，笔者说，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不似明前期的武将似百花争奇斗艳，这个时期，只有戚继光一枝独秀了。不得不说，明前期的军事力量非常强悍。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文官可乱国，但只有武力可以覆国。所以每个朝代都在尽力打压武将的权利。明朝也不例外。“帝国的军队，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这句话，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书中对边界军队的描述来看，不知有多少马匹，不知有多少士兵，没有组织的军队后勤补给，可以说边防的守卫军，形同虚设。无法想象，这个时期积贫积弱不仅仅是百姓，军队也无法避免。

至于哲学家李贽，他不相信卫道士们口中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衣食住行就是天理，人欲是一种很正常的存在，这是实话。但是，他也是矛盾的，就如同千千万万与他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长大的书生们，似乎是在思想上认同道德，而大部分人却不能身体力行。李贽说出了他们不敢承认的真话，却只是停留在了表象上，而真正的问题来源于这个时代与社会，让他无法从中超脱出来。他的一生都在试图与整个社会抗争，而自身也是矛盾的，最后，自杀在了监狱中，也许，这就是这个封建时代的悲剧。

作者将这一年放进了世界史中，让人对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衰落有了一个大致的对比。从这一年开始，世界悄然改变，西方书写了一部大国崛起史。表面上四海升平的大明，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眼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利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官僚阶层、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通过对他们的描述和点评，侧面描绘出明王朝的衰败。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突破和改变，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他认为以道德为标准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进行分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原因，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究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出发，探究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更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发展至此，所以他通过联系比较、归纳等等方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结合《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索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师应当如何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以“问题”开始，以“问题”结束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索，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一直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对于历史，学生需要建立起问题意识，只有脑中有疑问，有了好奇心才会去探寻原因，带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于历史教师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仅会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进行历史教学设计时，可以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穿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利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对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理解，也利于师生一起挖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培养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分析能力《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记叙史实，增强了可读性和趣味性，虽然结论看似平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要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

同样，在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理解能力。在《文艺复习》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利用史料进行引导。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要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发展起来……”通过这则材料，历史教师可以让学生联系材料和书本内容进行思考，从经济的角度的出发，文艺复兴产生的原因。根据材料，学生可以总结出工商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剖析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论从史出”的治史精神，形成历史学习的正确方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出发，还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具体的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内容组织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史料分析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思考意识和整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