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24日——28日，周总理一连五天来到二外视察工作。二外的全称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由周总理亲自取的名。
当时，教育部的刘副部长开始有点儿想法，说“第二”好像不怎么好。周总理表示，“第二”有什么不好！巴黎有巴黎第二大学，巴黎第三大学，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第二炮兵，二炮还是主力部队呢！刘副部长听后，心里也就释然了。
周总理第一天到二外，早晨5点就起来了。在看过大字报后，他与其他中央首长准备参加会议，会前，时任学校革委会副主席的贝璐瑛在给周总理倒水时，由于太过激动，以至于不小心把水洒到了外面。这时，周总理慈祥地笑了笑，拍拍贝璐瑛的肩膀，说：“不要紧张嘛！”
图 | 周总理来二外视察并作报告
很快，二外就有人张贴了一张大字报，说'贝主席’对周总理很怠慢，倒水的时候把周总理的衣服都弄湿了。周总理看到大字报后，亲自为她解围：“她给我倒水嘛，她怎么看不起我呀？她看不起就不给我倒水了。”对此，贝璐瑛颇为感动。
下一次在会前倒水时，周总理很认真地打量了贝璐瑛一番，脸上显出了思索的表情。当贝璐瑛倒完水要离开时，只听周总理问身边的人：“这孩子姓什么？”
当身边人说姓“贝”后，周总理便不再说话了。此时此刻，贝璐瑛多想说出自己的父亲是龙潜，曾是周总理的秘书。但她还是忍住了，因为她受到的教育就是不要炫耀自己的父母。
贝璐瑛的父亲龙潜是周总理的机要秘书龙潜，生于1910年，四川云阳人。龙潜从小就学习好，后来考入了上海的一所大学。在他报道前，龙潜的父亲担心儿子眷恋外面的大千世界，不想再回到云阳这个山区，为了拴住他，就给他说了一门亲。
就这样，在地主父亲的“逼迫”下，龙潜成了婚。结婚没几天，龙潜就带上行李，只身去了上海念书。
到了上海后，龙潜被泛起的革命浪潮洗礼了。他兴奋地加入了共产党，在学校大搞学生运动。由于警惕性不高，龙潜一行人在秘密开会时，遭到叛徒告密，使得与会者全部被反动派警察抓了起来。
图 | 龙潜
龙潜被抓后，辗转关在了南京军人监狱里。一直到“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后，他才被放出来。恢复自由的龙潜先去了延安，后来到了武汉在李克农领导的“社会部”工作，人称“龙副官”。
在武汉期间，龙潜遇上了他的心爱女人——“贝海燕”。
贝海燕，宁波人。六岁的时候，跟着母亲去了上海。与龙潜初到上海时的心情一样，她也是受了进步思想感染，不多久就参加了共青团。
其实，贝海燕另有其名，参加革命后，因她很崇尚高尔基《海燕》中的海燕形象，遂改名为“贝海燕”。可新名字还没叫熟悉，抗战就爆发了，贝海燕忍痛离开了重病的母亲，只身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与武汉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合作，成立了战时服务团，贝海燕被任命为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
图 | 龙潜
这天，龙潜被上级问及“是否娶亲了”？龙潜如实回答“在乡下结过婚，但我不认可那段婚姻”。上级听后，见龙潜已经30多岁了，身边需要一个女人照顾，所以就将贝海燕介绍给了他。
婚后多年，龙潜向贝海燕吐露了自己曾有一段包办的婚姻。龙潜的父亲去世后，遗产被龙潜的兄弟霸占，龙潜包办来的夫人和儿子被赶出了家门。这个女人很坚强，很能干，靠织布养活儿子和自己，还省吃俭用，寄钱给坐牢的龙潜。
在狱中，龙潜将这笔钱交给了监狱里的地下党组织。虽然钱不是很多，但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一来是可以用来买通看守与外面传递消息，二来是可以用来买药给患病的难友救治。
龙潜出狱后，时局很乱，加上忙于工作，故没有与包办夫人和儿子取得联系。
1938年，武汉被日军占领后，八路军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龙潜与贝海燕跟随李克农辗转到了重庆。
图 | 李克农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在重庆组建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是年秋天，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全部迁到红岩村办公。之后，龙潜当上了周恩来的机要秘书。
当时，秘书处的负责人是童小鹏，秘书还有乔冠华、龚澎等人。
在龙潜成为秘书之前，向组织交了一份手写材料。上面有写到他的包办夫人以及儿子。周恩来看过后，便把此事记在了心上，并马上通知地下党展开寻找。
不久，地下党找到了母子二人，经询问，母亲表示，希望儿子龙骥出来上学。周恩来遂安排母子从四川送往延安。龙骥上学，其母学了护士。
龙潜受到周总理、邓颖超的教诲在重庆，贝海燕怀上了孩子，也去了延安。此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延安频繁地进行“扫荡”，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导致延安处于相对困难的时期。
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同时“精兵简政”，使得一批怀孕和有幼儿的女同志精简了下来。
当时，这些女同志不少，都向组织要求工作。邓颖超考虑到，女同志都想工作，但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也要有人养育。于是，邓颖超发出号召，有知识有经验的妈妈去当保育员，帮助那些有小孩的母亲带孩子，使她们放心去工作。
图 | 邓颖超
贝海燕首当其冲，去保育员当了阿姨。邓颖超当时就表扬了她，还把自己一条心爱的裙子送给了贝海燕。
儿子出生不久，龙潜从重庆回延安汇报工作，得知贝海燕当了保育员，很不高兴。邓颖超听说后，专门把龙潜找去，对其严厉地批评了一顿。临走时，邓颖超让他好好改造世界观。龙潜很快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然后给邓颖超写了检讨信。
1943年，龙潜回到延安工作，与妻子和孩子团聚。2年之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孩子随母姓，唤作“贝璐瑛”。
1945年4月至6月，龙潜作为大后方代表成员出席了中共七大。解放战争中，龙潜跟随部队，从延安南下，落脚到了长沙。过了一段日子，贝海燕带着儿子，也来到了长沙与丈夫团聚。
当时，龙潜任革命大学教务长，贝海燕也进入了革命大学工作。由于贝海燕喜欢唱歌，曾经指挥过大合唱，编排过歌剧，所以就当上了文工团班的班主任。
不过，贝海燕在教授了几节课后，便申请要去基层，到矿场工作。因为她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手工活计或许更适合她。组织在听取了她的想法后，便将她调到了长沙裕湘厂担任党委书记。
图 | 龙潜、贝海燕与子女的合影，怀中是贝璐瑛
就在贝海燕一头扎进工作中时，文工团班的一名女学员，趁虚而入，在龙潜和贝海燕的中间横插一杠。这个女学员比龙潜小26岁，又是高中毕业，在其干预下，龙潜向贝海燕提出了离婚。
组织上发现龙潜的问题后，严厉地批评了他。龙潜觉得湖南呆不下去了，要求调动，于是被调到广东，担任华南分局的副秘书长。
夫妻分开之后，感情的隔阂就更深了。1954年，贝海燕终于决定与龙潜结束婚姻关系。
离婚后，龙潜给贝海燕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有趣，第一，龙潜承认了自己做得不好，辜负了贝海燕。第二，强调双方是协议多次离婚的，贝海燕不应该向周总理写信告状。
贝海燕觉得很奇怪，她虽对龙潜不满，但还珍惜他的政治前途，决不会给周总理写信的。事后，贝海燕调查了一番，才发现信是包办夫人儿子龙骥写的。
在此过程中，贝璐瑛得知了情况，她心里很气愤，心里想：周总理看到信后，必然会把爸爸狠狠批评一顿。
时间一晃，数年过去了。1963年，贝璐瑛上了高中。是年暑假，她到北京看望父亲，这是龙潜再婚后，父女俩第一次相见。龙潜知道自己对女儿有亏欠，想着好好补偿一下，白天带着女儿逛长城、十三陵，晚上带去看演出。
这天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来看演出了，二人并不坐一排。邓颖超坐在父女俩的前一排。演出结束后，退场时，邓颖超看到龙潜，过来打招呼。
龙潜指着贝璐瑛说：“这是我的女儿。”可能是怕引起什么事，龙潜故意没说女儿的名字。
邓颖超听后，本来慈爱的态度，一下子冷淡下来，她看着贝璐瑛说：“你妈妈贝海燕是上海工作，是个坚定的革命者，是个好干部，非常好的干部！你要好好向你妈妈学习！”
贝璐瑛本来想和邓颖超解释，她是跟着妈妈生活的，但看到父亲的脸色，她实在不忍心开口。
邓颖超走后，贝璐瑛想趁此机会面对面见见周总理，但龙潜一把将她拉走了，显然是要躲总理，避免再次陷入尬尴。
(世界八大奇迹是哪些？世界八大奇迹包括埃及的金字塔、奥林匹亚宙斯神像、罗德岛太阳神巨像、巴比伦空中花园、阿尔忒弥斯神庙、摩索拉斯陵墓、亚历山大港灯塔、秦始皇陵兵马俑。)贝璐瑛在北京游玩了数天，回去后给母亲和哥哥带了礼物，并将邓颖超对母亲说的话转述了一遍。贝海燕听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贝璐瑛没有与周总理相认1965年，贝璐瑛考进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英语专业。这所大学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创办的。
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急需大批外语人才。这种情况之下，“外语教育七年计划”诞生了。
“七年计划”中，第一所想要建成的学校，便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周总理对此寄予厚望，责成当年就要成立。
图 | 建校初期的北门照片
这所学校非常特别，招收的学生基本都是贫下中农或者革命干部的子弟。在学校，学院们吃饭排队去，唱歌去，老师晚上九点钟下班。刚开始，这种氛围让贝璐瑛觉得很舒适。
1966年，周总理到二外视察工作。学员们都很兴奋，贝璐瑛因为有父母那层关系，所以她的情绪更高涨。周总理一来，大家都想看，都往前挤。周总理笑着说：“你们大家都不要挤，你们是要见我嘛，我站在高一点的地方。”
据说，周总理在稍微高些的小平台上，还指挥二外的学员唱了一首歌。
周总理在二外期间，参加了几次会议。会前，贝璐瑛很幸运地成为了倒水人员。但因为她过于紧张，不小心还把水洒了出来。好在周总理出面解围，让她免受大字报批评。
那时，贝璐瑛很想说自己就是龙潜和贝海燕的女儿，但她最后还是忍住没有说出口。
此后，为了再见周总理一面，贝璐瑛没少费脑筋。上世纪70年代初，贝璐瑛听闻周总理的身体不太好，她很是担心。
1974年，贝璐瑛在科学院工作。这一年的国庆，大家都关心周总理能不能出席国庆招待会。正巧此时，美籍华人陈省身来华访问。贝璐瑛向上级请示，给其当翻译，领导知晓她父母和周总理、邓颖超的关系，便同意了她的请求。
可陈省身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当他听到要给他安排翻译时，不解问道：“我需要翻译吗？”
领导指着贝璐瑛说：“就让她陪着你吧。”
招待会开始后，周总理果然出来了。一时间，全场沸腾。此时此刻，贝璐瑛已经顾不得陈省身了，也顾不到外交礼仪，直接站在了椅子上，使劲儿地鼓起掌来。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周总理，印象非常深刻。
贝璐瑛怀念周总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逝世。当时的北京城，沉浸在一片悲痛的氛围之中。贝璐瑛称：到哪家，哪家都在哭。父亲也哭得十分伤心，我从没看见父亲如此伤心过。
贝璐瑛想着与父亲一起去参加总理遗体告别，但龙潜的手上只有两张票，另一张是给夫人准备的。贝璐瑛不甘心，马上给总理治丧委员会打电话，说自己是龙潜的女儿，龙潜在重庆时给总理当过机要秘书，要求给自己一张票。但得到的答案是，名额有限，人数太多。
贝璐瑛尝试着给童小鹏打电话，但仍然没去成。此后一年多，贝璐瑛特别害怕听哀乐，一听到，就心惊胆战。
总理逝世后的几天，远在长沙的贝海燕，主持了好几场追悼会，讲总理的往事。龙潜的包办夫人和儿子龙骥在四川也加入了悼念周总理的仪式。
龙骥在周总理的照顾下，在延安一直上到中学。解放后，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学隧道工程专业，毕业后回到四川，为中国的铁路建设默默工作。龙骥见母亲身体不好，将其接到了自己身边照顾。往后，母子俩生活得幸福平静，他们都十分感谢周总理，是周总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当时，一个英国技术交流团来华访问。大家心情不好，不想接待。领导说，这是工作，不能不接受。于是，派贝璐瑛当他们的翻译。
一次在电梯里，交流团一人向贝璐瑛询问：“为何你们都这样沉重？”贝璐瑛向他们解释是因为周总理逝世的缘故。但没说几句，她就感情失控了，接着，竟失声大哭了起来。
交流团的人都慌了神，一时手足无措。几天后，交流团的一人对贝璐瑛说：“我这才有点理解你们中国人对周总理的感情了。”
1978年，龙潜去世了。贝海燕给当时的中央老干部局写了一封信，说龙潜与包办夫人离婚，虽然经过组织批准，但实际上没有正式办过离婚手续。她对革命是有功的，当初在龙潜坐牢时，她省吃俭用寄钱到监狱去，希望酌情考虑给一些经济帮助。
老干部局长听后很感动，因此，破例给龙潜的包办夫人一次性补助8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贝璐瑛心想，妈妈的做法很高尚，难怪邓颖超阿姨要夸奖妈妈了？
1981年，贝璐瑛去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理工学院公费进修，课上，老师让她诵读一首诗。贝璐瑛选了一首纪念周总理的诗，然后把这首诗的内容简单介绍了一下，就诵读了起来。但刚念几句，她已泪流满面了。
老师虽然听不懂一句中文，但被贝璐瑛的投入感动地流了泪。就这样，贝璐瑛的考试顺利通过了。
贝璐瑛一直怀念着周总理，也是她对父母感念总理、怀念总理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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